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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

诸子百家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 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先秦时期儒、道、墨、法、农、兵等各家从不同阶级、阶层利益出发, 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属于自家学派所特有民本思想理论, 但都是提醒君主要重视民众, 以民为根本, 这些思想是当今以民为本理论的重要源头。

春秋初年,周平王动迁洛邑,失去了西方广大的辖地。东迁后的周王室经济收入大大减少,随着而来的是政治地位大大降低。周天子亦失去了西周时期的权威。周天子地位下降给诸侯国最有利的发展机会。各个诸侯国迅速发展,为了谋求霸主地位和争夺民众和土地频繁地展开战争。而战争的基础和目标无疑是各国的民众。所以先秦时期儒、道、阴阳、墨、法、名、农、兵家从不同阶级、阶层利益出发, 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属于自家学派所特有民本思想理论, 但都是提醒君主要重视民众, 以民为根本, 这些思想是当今以民为本理论的重要源头。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时期, 形成和完善于春秋战国时期, 而后又经过长期的充实与发展, 到明清之际达到顶峰。

民本思想也就是“ 以民为本”,古代的“民本”包含以下含义: 第一、“民”是君主权力的来源, 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民” 的拥护才能长久; 第二、“民”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根本所在,“民”的利益是国家的价值所在。

儒家的民本思想

儒家提倡王道政治,提倡“足食”“足民”,反对苛政,主张仁政,给民以安定的生活环境,这些主张虽然是为执政者的长治久安考虑,但所表现出来对“民”的爱护,受到了下层人民的认可。

周公作为儒家思想的源头,其思想中包含了一定的民本思想。其具体表现是“敬德保民”思想。西周王朝以小邦打败了大国殷,在西周统治者上层中的有志之士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周公认识到在这次朝代更替的过程中,民众发挥巨大的作用和无与伦比的力量。在西周建立之初,引起了周公对民作用的作用反思。他主张做一切事以德为标准,以事来衡量其标准。如果不遵守德的标准,就应受到刑罚。

《左转·文公十八年》记载“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赂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周公所指的“德”就是为民、保民,把天意与民心联系在起来。天、民、君王是一个政治循环体系。君王根据天的意图统治人民,称为“天子”。天通过民来了解君王的表现,“以德视天命”。如果统治者保民,使民得到安康生活,那么天就会满意,天命永存;如果统治者虐待民,使民不聊生,那么天就会降灾,就会“易大命”。天的意志通过民心表现出来,天以民心决定对天子的统治态度。

孔子的“仁”思想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勤政爱民是“仁政”的灵魂和基础。《论语·学而篇》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要求统治者治理国家信实无欺,取信于民,节约费用,爱惜民力。孔子提倡统治者治国必须为政以德,齐之以礼,正身律己,扶正驱恶,奖赏惩恶。《论语·为政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要求统治者“尊五美,屏四恶”,大臣勤于王事,毫不懈怠,只有做官的人宽厚,并且勤于政事,做出政绩,才能“君子信而后劳其民”。

孟子的仁政思想则是儒家民本思想的系统化和集中体现。仁政,就是统治者要对人民要行仁政。孟子的仁政。就是省刑罚,薄税敛,不夺农时,使民有一个安定生产的环境。这样民才能为国君服役打战,国家才能富足,百姓才能安康。《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对仁政的理想“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认为,失其民则失其天下,得其民则得天下。国君施政要以百姓的爱恶作为标准。孟子还主张“民贵君轻”,在《孟子·尽心下》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平丘民而为天子。”在人民,君主,国家三者之中,以民为最贵最重。人民高于君主。

荀子认为,一个诸侯国要想富强,要想存在,必须有老百姓的支持。荀子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得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百姓乃国家之根本,国君对民应该保民如赤子,对民要宽厚,要使他们在有条理稳定的环境下生活。主张减轻农民的负担,少兴力役,不夺农时。只有老百姓富了,国家才能收取赋税。荀子深知节用裕民和裕民以国富的道理。无论是在聚敛或者是“轻田野之税”皆是人君而为。君主要以民为本,才能国富民安君安。

道家的民本思想

道家代表小国贵族,反对战争,反对大国对小国的侵略,主张均平,主张“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道德经》七十七章),为历代农民战争反剥削、反压迫、打到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

老子的民本思想深深地烙印在其“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中。老子极力反对统治者向人民无情的搜刮和暴敛。认为贵族应该应该对百姓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即贵族们不要去争当霸主,不要强迫人民战争,不强迫人民服劳役和负担沉重的赋税。老子认为老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是由于统治者无休止地滥用民力。他认为统治者应该节俭,主张无为,无争而治天下。统治者无为无欲,无事好静,那么人民就会自富质朴,自正自化,根本不需要统治者用苛刻的法令去约束百姓。

庄子同样也倡导“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认为至于德之世是民“甘美食,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天下之民返归自然之性,统治者要顺民之常性。民的本性应该是质朴纯真,无知无欲,一切都顺其自然。如果能达到这一境界,那么就是“至德之世”。为了保持民的本性,不应该尚贤,应该杜绝圣人和智士。不用所谓的礼法仁义去约束天下之民。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道家思想中的平等思想对我国以后的民本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

墨家的民本思想

墨家代表小工商者的利益,提出“兼相爱,交相利”,节用、节葬、节乐和非攻的主张。

“兼爱”和“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民本思想的体现。“兼爱”就要人与人相亲相爱诸子百家想做官,不要相互仇视。“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墨子认为战争和祸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凡君、父、兄爱其臣、子、弟就像爱自己一样。反之也一样,那么天下就“兼相爱,交相利”,相害、相篡、相贼、相夺、相争之祸就会消失。

天下就会太平。如果天下之人皆能相爱,王公大人对老百姓“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这样天下才会相互有利。同时墨子作为出生于小国手工业者的知识分子,反对大国对小国的攻伐和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其稼,妇人不暇纺绩……饥寒冻殍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记也。”同时墨子提倡节用节葬,反对当时的奢侈之风,认为奢侈、厚葬等皆是聚敛民财,夺民衣食而得,如此下去,百姓必贫诸子百家想做官,国家必乱,社稷必危。

农家的民本思想

古代农官导民务农,民务农不仅仅为了获得土地之利,而贵在其志专心。民务农,则朴实易用,多力国强,而且不再去议论政事长短;有了土地,农民就舍不得再向外迁徙,专死土地而无二心。更为激进的是许行的“君民共耕”思想,要求国君与民一起劳动。假托“神农之言”,反对统治者的剥削,提出广大人民的要求。

兵家的民本思想

中国古代战争中仁本思想主要有这几个方面:当别国有丧时,不攻伐;战争中不薄人于险;灭国不绝祀等信义和道德。早期兵家把战争当做诛残惩暴的工具。他们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免受摧残。在战争中他们不仅要保护自己,也不愿意去伤害对方的人民。

《孙子兵法》中的民本思想更为突出。书中提到战争必须是“唯民是保”的有道之战。战争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得产物。当人类社会政治矛盾和经济矛盾不能缓解时,战争史解决矛盾的手段。然而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可怕的后沟,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孙子正因为重视战争,因此反对穷兵黩武,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性。只有正义的战争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假使离开人民的拥护,那么统治者的战争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孙子还看到政治疾苦的主要承担者是人民,因此反对旷日持久的战争,主张速战速决。最好的战争方式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就能使民众免于战祸。

法家的民本思想

法家素被认为是为帝王权术和统治服务的。然而法家“信善必赏”的学说,要求统治者“有德泽于人民”。

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农业社会,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韩非子认为诸侯国要富国强兵的话,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必须以农为本,以卒为重。农业是富国之根本,与敌国打战依靠的是士卒。民如果勤于劳作,应该让他们富裕;士卒表现勇敢则应该让他们显贵。韩非子的耕战思想与民本思想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韩非子主张诸侯国以耕种为先,而从事耕种的是农民。那么就要把从事耕种的人视为最重要的成员。有道的君主应该让能够安心的生产,把力量都用在田埂上。国家的刑罚是为了让人们相亲相保,不生祸乱。而不是以暴虐的刑罚去镇压人民,刑罚是保护弱寡的工具,锄强扶弱,使人民知法不犯。

先秦诸子百家大多主张以民为本,表现了对民的高度重视,对民强大力量的重视。先秦诸子所提出的各项施政纲领和政策,大多蕴含着民本思想的内容。

民本思想在封建社会没有能够实现维护小农经济的目的,但它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在承认专制君主权威至上的前提下,来观照“民”之为“邦本”的。这种内在矛盾注定它无法实现其政治理念的根本症结。但是,“民惟邦本”的思想既然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 它不但哺育了一批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腐朽, 它必然会促使其中一些人利用民本思想来反对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统治。明末清初的政治批判思潮正式蕴含着浓烈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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