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赞法师：抗日救国未必要手染的著名爱国高僧

1949年10月1日，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举行。下午3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在这具有非凡意义的历史性时刻，有660位开国元勋在天安门城楼上共同见证，其中，在无数纯色中山装的簇拥下，一位身着僧袍的身影格外令人瞩目。他就是一位发出“抗日救国狮子吼”的著名爱国高僧——巨赞法师。

巨赞法师

为什么这位高僧能站在城楼上见证开国大典呢？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华全民族抗战正式打响。

而巨赞法师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走各地，先后在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组织佛教徒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在此期间，巨赞法师秉承“救国未必要手染鲜血”的原则，一面弘扬佛法，一面以讲习佛学作掩护，带领“佛青团”为拯救国家危亡做足了宣传和救护工作。接下来笔者就来为大家讲述一下巨赞法师的故事。

1 佛教领袖

巨赞法师俗姓潘，1908年出生于江苏江阴，名楚桐，字琴朴。幼年就读于私塾，稍长后进入江阴师范学院学习，1927年毕业后考入了上海大夏大学。

他在大夏大学学习时就曾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与一些激进人士有密切来往。但他还没等到大学毕业就辍了学，返回家乡在当地小学担任校长，从事地方上的民运活动。并于192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他因领导中小学教室罢课游行而遭到通缉，无奈之下只好逃到杭州，隐居在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的灵隐寺。

当时，灵隐寺的住持是老和尚慧明，没过多久，慧明老和尚退居，却非法师继任了主法席。

而巨赞在寺院居住了一段时间后，通过接触佛法，阅读佛教经典，他感觉灵魂得到了清理，于是萌生了出家的想法。1931年二十四时，他在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依却非和尚剃度出家，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赞。

圆戒后，他回到灵隐寺，进一步研究佛法圣经。由于他勤学苦修，在佛学和修持方面得到了很高的造诣，这也他为日后的佛学传教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33年，应重庆北碚的“汉藏教理院”之约，巨赞到了汉院任教。不过他在教理院只教了一个学期，就辞职去了南京的支那内学院，随宜黄大师欧阳渐在那里继续研究深造。

在内学院期间，他依旧大量阅读佛经，刻苦钻研佛法，他读过的佛经达数千卷，并且按他的阅读习惯，并不只是匆匆读过，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写下读书笔记，光写下的读书笔记就有百万字。

2 积极参加抗日救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华全民族抗战正式打响。战争不仅摧毁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使人民的家园沦为焦土，还进而蚕食了中华文明，使当时的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

为此，无数仁人志士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投身到为祖国抗击敌人、守卫疆土的伟大事业当中。这其中，追求出世、宣扬“无常无我”观点的佛教徒也挺身而出，愤然汇入了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当时，因南京支那内学院西迁四川，身在内学院的他只好离开，先后到厦门、香港、广东等地继续传习大众佛法。不久后，他从广东转至湖南衡阳的佛教圣地南岳，并以此为掩护，在“南岳佛学讲习所”任教。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巨赞法师怀着满腔怒火以“佛本慈悲，妖孽横行，佛亦要作狮子吼，降魔灭邪”为主题，发出了作为僧人的第一声怒吼。

在对湖南僧人的演讲中，他还告诫僧侣，我们吃的是中国大地上产的粮食，喝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家弟子，如果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长些门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他还向佛教界发出呼吁，呼吁佛教徒在此危亡之际，能够奋起除魔。同时参加抗战救国运动，从事基层的民运工作。

1938年，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湖南成为抵御日寇的重要阵地。此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蒋介石提出建议，两党合作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便于在敌后顺利地展开游击战争。

蒋介石同意后将国民政府军事会员会转移到了南岳衡山，也就是巨赞所在的讲习佛法的地方。

在衡山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游击战略，之后决定就在当地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于是，整个南岳开始被浓重的抗日氛围环绕，加上国民政府军事指挥中心也转移到了南岳，一时间，南岳的僧侣们被这种氛围感染，渐渐加深了抗日救国的热情。

国家危难当前，僧侣们哪还有心情再吃斋念佛。经戏剧领域的改革者田汉介绍，正在严华研究社讲经的巨赞和共产党内的人士恢复了来往，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下，他在南岳组织成立了佛门中的第一个救亡团体——“佛教抗战协会”，后来，他又组织了“佛教青年服务团”、“南岳佛教救难协会”等佛学抗战兼备的佛教机构。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得知南岳佛教界积极组织抗日活动后，还亲自为“南岳佛教救国协会”题写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以此来表达对他们的敬佩。

除此之外，他还出面找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尽可能对这个组织提供帮助。并说，“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佛门弟子投身到抗日救国烽火中去，是一件大好事。再说搞民族救亡，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嘛！”

3 抗战救国未必要手染鲜血

1939年4月23日，巨赞、演文联手发起组织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在南岳庙召开了僧、道全体大会，接着举行各寺庙负责人联席会议。

当时在南岳游击干部班任副教育长的叶剑英受中央委派，来到祝圣寺同大家交谈。

在了解“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即将召开成立大会时，他立即找了几个人，除对他们表示支持和鼓励外，还建议他们改两个字。

一是把“教”字改成“道”字，二是把“国”字改成“难”字，这样一来，通过这个组织就可以召集到更多的宗教爱国人士，团结更多的人来挽救民族危亡。他还强调，“参加抗战的人，当然是越多越好，越广泛越好”。

叶剑英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这个名字定下来之后，五月初就召开了成立大会。

为此，叶剑英参加大会并发表了题为《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演，他说道：“国家民族危难之时，爱国僧侣要行动起来，站在革命的火焰面前，自己首先跳进去，才能显现出伟大灵魂的光辉。”

他的这一发言在当时感染了很多僧人，唤起了南岳众宗教徒和进步人士抗日救难的爱国热情。而巨赞法师还当场挥毫写下了一副对联，以此表达救国救难的决心：

身在佛门，愿不惹人间是非；国有大难，今显出炎黄本色。

在这洋洋洒洒的22个字中间，能看出巨赞法师身为佛门中人对佛法的承袭，除此之外，还表达了他身为炎黄子孙，面对民族危难，勇于承担保家卫国重担的赤子雄心。

“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创立的初衷，是为了僧军能为上阵杀敌尽一份力。

但巨赞认为，为国效力并不一定要手染鲜血。

对此，周恩来也表示同意。他曾对佛教救国协会的僧侣们说，“僧众用教义去感化一些信佛的日本侵略军，使他们懂得侵略、杀人、放火就是犯罪，促使他们厌战、反战，动摇日军的军心。这并不亚于冲锋陷阵。”

可见，当时除了冲在战斗一线的伟大将士，还有一些人在祖国的大后方为国家和民族效力，他们化身心灵的疗愈师，或者说感化者，从心出发，为影响敌军个体以及祖国人民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后，他们组织僧人中的一些青壮年学习了战时知识，其中包括政治常识、救护常识、军事常识等，以便他们更好地开展宣传和救护等后勤保障工作。

培训一结束，巨赞法师就将学员们组成了“南岳佛教青年服务团”，让他们分别去长沙、江西、重庆等地开展抗日救难活动。这些学员们一路广发传单标语，为抗日救国做足了宣传工作，而他们分发的传单内容，便是巨赞法师撰写的《告全国同胞书》。

“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哪一个民族，他自由幸福的前程，都是从内忧外患的蹂躏中锻炼出来的……人生的最大目的不是为了肉体的保养，而是要藉肉体已完成精神的永生。抗战是用肉体锻炼精神的烘炉，牺牲小我而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乃是最上等的事业。”

由于佛教徒从来都本着“普度众生”的信念与人民交往，所以他们的宣传更易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在此期间，除了各界人士对他们表示支持外，全国各大报纸也纷纷报道了他们的爱国活动。

4 不愿再做桃源之民

巨赞法师对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响应，让他在活动之际，接到了第九战区政治部的邀请。

到了长沙，巨赞法师依旧一刻不停地带领他的“佛教青年服务团”进行宣传活动。街头、戏院、各种集会，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这期间，他们一共分发了3000份《为七·七两周年纪念告同胞书》。

僧侣们的抗日救国热情感染了无数的民众，大家纷纷为抗战捐款捐物，尽其所能地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长沙之行结束后，巨赞法师一行又相继到了衡阳、湘潭为抗日作宣传。但他们到衡阳的第二天，就赶上了敌机的轰炸，无数市民倒在了炮弹之下。巨赞就在各寺院发起了超度活动，除为伤员进行救护之外，还会抚慰落难者家属，并为其组织募捐活动。

由于巨赞在活动中表现过于积极，他活跃各处的身影又引起了治安机关的注意，至此，他的安全再次受到了威胁。为保全自身，1940年，他应广西佛教会理事长道安法师之邀，离开南岳，去了广西桂林。

到达桂林以后，他出任了广西佛教会的秘书长，并担任狮子吼月刊的主编，从此开始了他在抗日救国事业中的“狮子吼”。

他先后以巨赞、万均、编者为笔名，发表了五篇关于佛法的文章。而后，狮子吼月刊每期都会刊登几篇他的文章，行文流畅，见解深厚。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祖国在腥风血雨中，时代不允许我们再做桃源之民，我们不要千年睡狮呼不起！今日的世界是无佛心也无人性的疯狂，《狮子吼》就是想使没有佛心人性的疯狂不见于人间！”

短短数字，却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作为佛门弟子，他们过的本是事不关己的桃源生活，但在民族危难之际，他却带头不做桃源之民。也许一个装睡的人永远不会被叫醒，但无佛心人性的世界却叫醒了他们这些在桃源沉睡的狮子。

在担任《狮子吼》月刊主编的同时，他还同时是月牙山寺的住持，因为当时愿意撰写佛学稿子的大师不多，所以巨赞常常以一己之力努力撰写以填补空缺，同时，他还以寺院为掩护，充当左翼文化人们的活动场所。

5 抗战胜利后积极参与佛教组织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巨赞法师由广东赶回杭州，继续在启发他的灵隐寺钻研佛法。与此同时，他还出任了浙江省佛教会和杭州市佛教会的秘书。

为介绍灵隐寺附近的山水胜景，他还写了一本名为《灵隐小志》的册子，其中除了武林山、飞来峰这些著名的风景名胜之外，还有呼猿峰这种一听就让人想起著名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山峰。

在文中，他会介绍这些风景名字的来源及地理位置，而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写了一些自己的游历，于是，文章一篇像是早期的旅行游记手册，给读者带来了非凡的阅读体验。

1948年，巨赞出任了武林佛教学院院长，年底因战事频繁，学院被迫停办。他便接受了香港地区信众的要求，前往香港讲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中国领导人就把宗教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做了很多积极的探索。虽然对宗教工作管理经验不多，也没有形成系统的宗教政策，但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于宗教政策问题的整体态度是积极的。

于是，巨赞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受到了邀请，前往北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来他还连续参加了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并担任第六届人民政协的常务委员。

巨赞法师并不是一个只崇尚在高阶能量共振的人，在钻研佛法的同时，他还很重视实业的发展。1950年，巨赞法师就曾组织僧尼们参与劳动生产中国现在佛家大和尚，在北京办起了大雄麻袋厂。

1953年，他与陈铭枢、赵朴初、吕澄、周叔迦等居士学者一起，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并出任筹备处副主任。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圆瑛法师当选会长，喜饶嘉错当选第一副会长，赵朴初当选第二副会长兼秘书长，巨赞与周叔迦居士当选副秘书长。

1957年，巨赞法师当选为佛教协会副会长，广读经书的他还接任了《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佛教内容的编审工作。并且，因为之前有相关经验，还负责佛教协会出版的《法音杂志》的编审。

十年动乱之时，巨赞法师也曾被捕入狱。在1980年再版的《灵隐小志》上，书末附印有他后来写的《还斋吟草》，共有三十余首小诗。

其中一首《一九七五年出狱后书感》，表达了他出狱的心情：“不婚不宦情如洗，独往独来无所求，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

1984年，巨赞法师在北京圆寂，世寿七十七岁，僧腊、戒腊各五十二。

至于文章开头所说，巨赞法师为何能与开国元勋们同登天安门城楼中国现在佛家大和尚，想来各位读者也能体会到。在抗日救国的危难之际，巨赞法师作为佛教领袖，对抗日活动的贡献是不容小觑的。

同时，我国的人民政协作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巨赞法师作为宗教界佛教的政协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开国大典，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