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人文精神对中医学亦有负面影响，你知道吗？

文化就是人化，人是文化的核心因素和价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之儒家和道家，均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体现对个体生命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关怀。中医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使之成为中医学鲜明的特点和优点。但这种人文精神对中医学亦有负面影响。

关键词 中医 人文 文化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人文化成，文治教化之意。溯其源， 此意源于《周易》贲卦《彖传》：“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后， 西晋束皙的《补亡诗· 由仪》：“ 文化内辑， 武功外悠”，前蜀杜光庭的《贺鹤鸣化枯树再生表》：“ 修文化而服遐荒， 耀武威而平九有”，都是这个含义。英国文化人类学奠基人泰勒(1832-1917)首次在科学意义上给“文化”下了定义：“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近代以来，国内对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综合来看，“文化”包括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就其内涵而言，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的范畴，凡是人为的，非自然的东西就是“文化”，换言之，文化就是人化，人是文化的核心因素和价值。中国古代先贤深刻地理解到了这一点，所以自先秦以来的中国文化便体现了鲜明而浓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人的道德理念和标准， 提出：“ 仁者爱人”。这个“仁”就是人性、人本，是人的根本特性。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接着孔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 推己及人，使“仁”具有了普世的价值与意义。同时还提出“义”，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将“义”作为“仁”的外化。道家老子《道德经》上篇讲“道”，下篇讲“德”。“ 道” 是天道，“ 德” 是人德，天之道在于我则为德。德者，得天之道而行之。《道德经》以天道论人道，教人如何为人、做事才能达到避害、长久。《庄子》以庖丁解牛的寓言来说明顺应自然而养生全年的道理。养生全年，也充分体现了对“人”价值的肯定。所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之儒家和道家，均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传统。

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从其形成的那一天起，就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并在自己的领域发展了其内涵。

中医传统的人文主义文化精神

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体现对个体生命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关怀。中医学从《黄帝内经》始，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医学传统，成为其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的价值源泉。

“人命至重”的医学出发点

人既是医学的出发点，亦是医学的归宿，医学的全部内容和意义都是为了人。中医学的奠基者们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一切论述都从人的高度出发，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素问·宝命全形论》开篇便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 莫贵于人， 人以天地之气生， 四时之法成。”《灵枢·玉版》说：“且夫人者，天地之镇也。”段注《说文解字》谓：“镇，重也，安也，压也”。《内经》认为人禀天地之精气而生，天地之间，万物之中，人的生命是最重的、最可宝贵的，所以强调珍惜生命， 养生保命。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人”不仅指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而且包括整个人类群体， 这一点《灵枢· 师传》表述地十分清楚（黄帝曰：“ 余愿闻而藏之， 则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子孙无忧”就明白地表达了作者对整个人类的关怀，不仅包括当世，还包括后世。后世医家继承了《内经》的这种“贵生”精神，“人命至重”的思想成为中医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文化传统。如南北朝萧纲在《劝医论》中说：“ 天地之中， 唯人最灵， 人之所重， 莫过于命”，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 序》中说“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中医的沐浴文化包括，德逾于此”等等，各家论述不可枚举。

“上工治未病”的医学目的

如果说人是医学的出发点，那么人和人类的健康就是医学的目的。如何很好地实现这个目的？中医学给出了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十分先进的答案。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中医的沐浴文化包括，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 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可见，中医主张通过养生防病、早期治疗以达到控制疾病发生、发展，增进人健康的目的。这种对疾病以预防和早期治疗为主的疾病控制思想，现代医学在上世纪末才明确提出。但由于其认识论和方法学上的先天原因（重微观、局部、疾病， 而不是宏观、整体、人本身），至今也没有系统而具体的公认论述，而《内经》中这样的论述却屡见不鲜。《灵枢·本神》曰：“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 如是则僻邪不至, 长生久视。”《灵枢·官能》曰：“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败其形”等。至此，“上工治未病”成为后世医家的追求理想。

“医乃仁术”的医学价值

战国时成书的《国语·晋语》中，名医和提出“上医医国，其次疾人”，第一次将治理国家与治疗疾病相提并论。《内经》中亦总是将治国与治病相互类比。在先贤们认识中，治国与治病除了一些理论原则上的相通之处外（如上文引《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述），更重要的，其出发点都是为了人。从大众价值而言：圣人之治国，目的是国泰民安，为的是人的幸福。医人之治病，目的是增进健康，为的是人的健康；从个人价值而言，治国与治病都是济世救人的手段。孔子讲“仁者爱人”。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原序中说：“怪当今居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 中以保身长全。”可见他是把医学看作是践行忠孝仁义之道的工具。宋代范仲淹亦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济世救人这个高度上，良相与良医是相通的。

晋代杨泉在《论医》中指出：“ 夫医者， 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清良不可信也”。清代著名医学家喻昌说：“ 医， 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可见，“医乃仁术”除出发原则上的济世救人外，还应包括医者对个体生命的关爱。“医乃仁术”是中医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大医精诚”的医学要求

中医学是“道”与“术”的复合体，“ 道” 是理论原则，“术”是操作规范。如果说“ 人命至贵”“ 上工治未病”“医乃仁术”等论述偏于“道”的层面，那么“大医精诚”就是对“术”的要求，即医术要“精”，医德要“诚”。这方面以唐孙思邈《千金要方》中《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两篇论述最具系统性和代表性。

在“ 精” 的方面， 孙氏认为大医“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侯、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 诸部经方”， 批评了“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的“愚者”，说“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在“诚”的方面，孙氏提出“凡大医治病， 必当安神定志， 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对待病人要“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 自虑吉凶，护惜性命”。临症诊治时，“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勿得参差”。大医精诚，医德与医术并重的医学要求，是中医传统“以人为本”思想在操作层面对医者的规范。

“病为本，工为标”的医学关系

在中医传统中， 对于病人，是从人的整体，即人的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来考察的。人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同时也是社会的人，所以特别重视医疗活动的社会影响因素，医患关系就是其中的重要考量。

《素问·汤液醪醴论》提出：“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病是人的病，病人是医疗活动的中心，医者的治疗措施最终要体现在病人的身上。临床上，若医患互动良好，病人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都积极配合治疗，疗效往往会较好。反之，疗效就会打折扣， 甚至不起效。如《素问·五脏别论》所说：“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在治疗中，医生要充分尊重病人，态度诚挚耐心，以期营造和谐医患关系，取得最佳治疗效果。《灵枢·师传》篇说：“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 告之以其败， 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

对中医传统人文主义文化精神的反思

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具有人与病的对象二重性。中医学擅长从宏观、从整体、从人的高度来把握健康和疾病，这一方面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黄帝内经》时代， 治疗手段有限，针刺砭石居于主导地位，因自身调节机制是针刺砭石等治疗手段取效的唯一途径， 因而《内经》理论论述就更关注“ 人”。药物治疗兴起后，药物不仅有全身调节作用，而且有局部

和对因治疗作用，以《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为代表， 其论述才“ 人” 与“病”同等考察。由于中医学认识论和方法学的先天原因，其理论始终是重于宏观、整体、人，而轻于微观、局部、病。但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人与病的关系是辩证的，不能否认，有时解决

了微观、局部、病的问题就等于解决了全部问题。因此，医学研究中，“人”与“病”并重的思想十分重要。所以说中医传统的人文主义文化精神既是中医的特点和优点，又是其缺点和不足。

认识到这一点， 笔者以为，未来中医的发展应该是扬其长而补其短（更重要的是补短），即在人文主义文化精神的指导下，在现代技术手段的支撑下，继承《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重“病”的传统， 深化对“ 病” 的认识和研究， 做到重“ 人” 与重“病”的辩证统一。

（文章刊发于《中国医学人文》杂志第六卷第12期，作者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寄出医学院，河西学院丝绸之路中医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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