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过程早有史可以考证记载

摘要：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民族、地域、历史的不同走向，其整合的文化也是多元态势的，其本土化过程包含了伊斯兰教的民族化、地域化和文化调适内容。

一、过程与类型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将宗教定义为是一套复杂的文化体系，即指出宗教更重

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实体而存在，产生更为广泛而持久的文化影响（包括个人和社会功能），而并非仅仅是对神灵的膜拜和信徒精神生活的理解。有史可考的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至今已有十四个世纪的历史，今天共有十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其民族分布全国东西南北。伊斯兰教传播到这些民族的历史有先后之别，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很长时期里这些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文化生活外貌也莫衷是一，在伊斯兰教传播的过程中对原先文化、习俗、宗教的存留必然经历取舍存留和不断整合的阶段，这在文化人类学中属于文化涵化的范畴，面对体系完整，功能持久的华夏文明，众多的外来文明和文化都不得不采取主动和积极的适应方式来获得其文化存在的空间，即所谓的“本土化”过程，几乎所有外来宗教的传 入到中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本土化”的转化 。

从时间顺序来看中国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过程早有史可以考证的记载是唐 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当时的大食国使臣来华，之后不断有阿拉伯商人、使

臣和传教士聚居在长安城。这是早的有关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记载，之后“安

史之乱”时唐王向回纥和大食借兵，大量的穆斯林士兵进入中国，这样的过程延 续到元、明和清。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曾间断的历史，700 余年的历史岁月见证了伊斯兰教与中华文明的碰撞、融合的真实，所进行的是和平地文明 对话。

任何一种文化的变迁和拓展都脱离不了传统的“掌心”，中国伊斯兰教的发

展具有民族众多且地域跨度较大的特点，所以其本土化必然表现为民族—地区文 化的差异和特征。从信仰伊斯兰教的 10 个民族来看只有回族具有全国分布，而其他几个民族主要聚居于中国西北地区。从族源来看回族多为中亚、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与汉族相互通婚而形成；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是与藏族、蒙古族、汉族及回族关系较大，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则是血统单一的突厥、匈奴民族。由于民族族源的多样性，形形色色的原先民族文化内容必然与伊斯兰教所拥有的文化特质相融合，从而形成不同民族特色的适应性的伊斯兰文化及宗教信仰。而就民族地域及文化类型可以大致划分为以维吾 尔族为主体的突厥-伊斯兰文化，另一是以回族为主体的汉-伊斯兰文化。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以后的发展，在形成新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中，经历

了不同的演变阶段。以回族为例，伊斯兰教伴随回族的形成先后呈现出四个阶段 5，第一阶段为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携带者中亚中东穆斯林来华之后逐渐定居，并与汉族等民族相互婚配，此时期的历史被汉族史家标识为“蕃客”、“胡商”、“蕃坊”、“答失蛮”，在面对华夏文明的新世界时表现为对自身生活文化习俗的仍然保留阶段；第二阶段为大量蕃客及其后裔广泛融入到华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中，成为一个特殊文化群体的时期，即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回回人”、“回回”的出现，完成了民族化的过程；第三阶段为回回人、回回共同体日益接纳华夏汉族为主的儒家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一直停留于民族习俗和宗教仪式层面的延续发展，而极为缺乏理论方面的汉语转化，此时期掀起的“以儒释经”及“经堂教育”运动，以儒家文化的汉语知识体系来表达伊斯兰教的精神主旨，即完成了其理论的转换及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模式的建构；第四阶段即为目前中国伊斯兰教面对更为多元的民族文化空间，发生着更细微复杂的多元文化互动，是为伊斯兰教又一次本土化运动，具体发生地区—民族性的适应整合 时期6。这里要说明的是维吾尔为主体的突厥-伊斯兰文化长期逗留于突厥文化的 影响，没有向更广阔的其他民族文化空间拓展，而回族为主体的汉-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则是不断拓展的。

二、内涵与视野

中国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实质是伊斯兰文化与华夏文明之间展的文明对话，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教谕：“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此告谕即为鼓励伊斯兰文化与华夏文明相互增益和互补的明证，也成为首倡人类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和平对话的一次伟大宣言。正是在先知的激励和鼓舞下，大批的圣门弟子和穆斯林仁人志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土，实践了先知的文化对话。当时的唐王朝并不是以强盛的军事实力而著称，而是以先进的科技和文化而遐迩海外，正是对唐朝领先世界的先进科技和文化的倾慕，相对军事强盛而科技文化落后的阿拉伯帝国（大食）极为迫切渴求学习中国科技与文化。在此目的地驱动下商人、使臣、传教士纷至沓来，在强大的汉文化时空里，这些异域人定居中原、迎娶汉族女子、入仕为官，积极参与到汉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日益融合到华夏社会之中，而依旧保留了精神信仰上的伊斯兰教宗教仪式和生活方式。由回回人、回回到回族的历史演变，创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的对话，但两大文明此时还没有真正实现整合，回族的形成，以汉语为民族语言，儒家政治文化为核心的回族文化禀赋了伊斯兰宗教神学信仰体系的文化要旨，而民族身份的变更并没有实现伊斯兰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完全整合，而属于和平相互吸收的阶段异域种族风俗评鉴，而至“以儒释经”和“经堂教育”的出现才可称谓为实现了文化之间本质的接触和互动， 整合运动始此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空间和在其发源地阿拉伯地区所处的环境是有所差别的，在阿拉伯地域里伊斯兰教很大程度上吸收、保留和结合了原先的文化习俗、生产方式以及传统社会制度等，进而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社会运作机制、社会法律、道德杠杆等的一套知识体系和价值标准。在伊斯兰教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体系里阿拉伯文化获得了辉煌的发展，伴随强大的军事征讨和进行伊斯兰教传播的同时，伊斯兰教在军事统辖地获得新的土壤，并由此缔造了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新纽带，医学、天文、历法、文学、建筑所取得的丰硕文明成果，使得当时的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跻身世界文明前列7。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帝国的绿旗之下花结果的同时，而相比之下在中国伊斯兰教所面临的是根基夯实、生机勃勃、体系完整的华夏文明，可想而知来华的穆斯林很大一部分是从商、游历、使臣身份，他们身上表现出的伊斯兰文化是零散不完整的。因为没有采用更强势的方式进行 文化的传播8，所以面对存在较大差异的地理环境及文化背景下的陌生文明时阿

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存活空间仅被囿于那群天方来客们点滴的生活场景之中，这 群人对阿拉伯-伊斯兰教地文明传播既没有组织和精密地计划，也缺乏理论和人员的支持。正是如此历史上有关伊斯兰文化的认识和记载集中于对伊斯兰教及信徒的表层上，“蕃客” 、“教坊”这样的文字之下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中国伊斯兰教被明显地被标识上了异域、异文化、“非我族类”的标签，并被囿制于狭小的人群和地理空间发展，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对话是零星的。这里回族较为典型，大量回回后裔接纳汉族儒家文化、入私塾、考科举、入仕为官进入到封建王朝的政治核心，变更习俗（语言、服饰）以及形成国家观念和被认同（国民而非“蕃 客”）。在中华神州大地这群恪守伊斯兰教/文化而长期被弃离于汉族主流社会之 外9。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回族的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几乎呈现为单一的“华变”和“汉化”，尽管这样定论过于夸大其词，但却使我们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到了伊 斯兰教/文化在中国的前行道路和发展命运：吸纳中国本土文化之精髓，才能使 伊斯兰教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

与回族相类似完成伊斯兰教本土化过程的民族还包括东乡族、撒拉族、保安

族，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克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由于民族血缘构成和分布地域相对集中于中国西北，自然生活和文化环境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所以他们完成的伊斯兰文化本土化可以说是“嫁接”式的，即将原由的宗教信仰体系用伊斯兰教来进行置换，而过多保留了日常生活中生产方式、民间工艺、艺术娱乐、风俗的原有特征。与回族不同的是这些民族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完成并不广泛和深入，更多的是与中央王朝政权的相互隶属关系，而政治、 经济、文化的接触并不很多。

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初了中原地带汉族社会文化的适应整合外，还包含了另 一方向“地方适应”，进行着 10 个民族整体大背景下对国家主流政治、经济、文化地宏观调适和具体民族—地区文化传统地微观适应的双向纬度走向。认清这一双向“本土”概念能够较全面和客观地认识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中的发展演变过程，在考虑政治、体制、法律、国家认同的同时兼顾民族性、地域特征，这是一种文化能够积极较快适应整合到现实生活之中的客观途径。在文化人类学理论中“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对概念正可指代两种走向的文化对话，前者是指对社会群体中少数人内省的传统（例如宗教），后者指对社会群体多数人非内省的传统（如民俗），与此定义不同的是在这里用“大传统”指代伊斯兰教与主流的华夏文化，民族或族群文化外貌明显地表征为汉文化特征，其中围绕伊斯兰教实现了 自我与其它民族及文化相区别的一系列认同，此时强调了汉/华夏文化与伊斯兰教在回族群体文化心理的结构划分；而将融合了非主流的少数民族文化的方法。“聚拢式”的回族文化认识主要指在不同的回族个体和群体中对那些文化差异程度或大或鲜微的文化内容现实并不以此为基础进而决定其民族身份或民族认同，而是以一种类似“多元一体”的多维度视角来将不同的文化内容和人群涵盖于回族的民族概念之下，无论主体或是边缘，文化要素存在多大的差异，类别的族群特征独立于实际的族群特征，族群认同首 先关键的是相互的归属和认同13，其中主要的标准是对回族身份的自我认同。

回族主体与亚族群之间相互认同的现实便说明他们是一个统一体，这便是回族划分现实中的“聚拢式”视野。它能够将回族亚族群的文化多样性特征容纳入回族的文化整体全貌之中，以“合而不同”、“同而不化”的文化互动的视角来看待不同文化类型和族群，在此基础上回族多元文化发展空间由此构建。而与之相比“分散式”的回族视角对回族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在现实中边缘性回族（或亚族群）发生的对回族传统文化的“回归”和觉醒的现象时应该给予他们对自身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充分自主性，通常情况这些亚族群对其他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接受是发生了认同意识能力的适应性外延，即对原生文化充满情感的同时也认同于已经适应的新文化。所以在对他们社会文化变迁的驱动和发展前景不能够仅从回族主体的角度去要求和评判，而应该尊重他们的现有的文化结构，进行充分的相互融合，即使用分散、阔而统一的视野去理解和评价亚族群多元文化存在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回族研究一直停留于主体回族社会的文化、历史、发展模式的理论 建构，“面”的构建和研究而忽视“点”的认识，亟待以“点”筑“面”的工作14。而对“藏回”一类的边缘亚族群社会文化的关注不足，缺乏回族与其他民族社会文化互动关系的探讨和论述，这样来建构中国回族整体社会文化的理论是不完整的。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对于回族边缘新族群的研究中使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 理论和方法来丰富回族研究，并取得可喜的成绩15。而回族边缘性族群和群体的研究在对于中国回族整体理论的建构是十分紧迫的，“分散式”的研究视角在这 一历史重任中起到粘连历史与现实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 展望

中国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教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漫长的历史发展奠定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基础。作为世界宗教的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其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到传播地的主流价值、文化和生活方式，或参与到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与伊斯兰教在其他地区传播一致的是，中国伊斯兰教兼容并蓄，积极吸收了汉、蒙、藏、白、彝等民族文化，从而形成了回族等十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与此同时，还不断融合其他民族文化。本土化的文化对话方式是伊斯兰教能够在中国十个民族中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前提，正因为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华夏文明进行了交融、对话、取舍和整合，以伊斯兰教为核心价值和意识行为准则的基础，根植于主流社会及地区民族文化 环境之中，对其他优秀文化的“嫁接”，以此在中国绽放出伊斯兰瑰丽的花朵。

中国伊斯兰教的本土化是个持久深远的过程，自公元 7 世纪大食国谴使臣来 唐为始异域种族风俗评鉴，至今 1300 余年的岁月里，更多借用并适应了汉族社会文化，以回族为主要代表向我们展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回族文化“儒化”，还是“化 儒”在今天世界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的格局中的确是值得重新评定的。

总而言之，伊斯兰教的中国本土化，形成了十个穆斯林民族，即为此过程的见证，历史至今对伊斯兰教的认知往往从这十个民族来获得，这些民族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标签。由此可以说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也在很长时期里停留于这十个民族内部发展，很少向其他民族和社会文化空间拓展。其中回族是在文化生 活习俗上较接近汉族而被识别为少数民族的一个特例，其形成和构建族群/民族 的核心要素为伊斯兰教/文化，外界的认识往往将其界定为“熟悉的陌生人”。如何走出“熟悉/陌生”、“边缘”、“种族”、“饮食禁忌”此类话语摆布的境域，冲破封闭的话语空间和社会羁割，充满自信和信心地融入到“他”文化，“主流”社会，或许更需要中国穆斯林对自己所处时代进行重新的定位，面对今天更为多 元的文化时能够以自觉的状态去思索和行动。